卞皎皎 530600567
1979年
2月，“新春画会展”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这次展览有四十多位不同年龄的艺术家参展，包括颇有影响力的老画家刘海粟和吴作人等，他们倡导艺术创作的非政治化。十二位艺术家在上海黄浦区少年宫组织了“上海十二人画展”，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第一个现代风格的展览，参展作品受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影响，主题都是传统的花鸟、人物、山水等。
9月是“新学院派”艺术运动的一个重要时期。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几幅大型壁画完成并揭幕，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由于涉及女性裸体，在官方美术界及官方报刊上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议（此画于1981年被官方要求用布覆盖）。
“伤痕美术”和“星星画会”的出现被认为是1979年艺术运动中最重要的两个现象。两个流派的创作主题都围绕对“文化大革命”及当下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描绘“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灾难。“伤痕美术”也被称做新现实主义绘画的一部分，“伤痕”一词来源于相关的文学流派——伤痕文学，其取材和艺术形象主要是展现“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学生和老干部带来的感情伤害。例如，程丛林的《1968年某月某日雪》以及刘宇廉、陈宜明和李斌为郑义的短篇小说《枫》所画的插图，都描绘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武斗的悲惨故事。
中国“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自发的非官方画会——“无名画会”成立。赵文量是主要组织者，一批业余画家创作了受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风格影响的作品。
“星星画会”在北京成立，它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前卫艺术画派，其成员（黄锐、马德升、王克平、毛栗子、李夹、严力、曲磊磊、杨益平、薄云等）基本都是自学艺术，同时，又都有着质疑，甚至挑战传统美学和政治权威的共同点。他们使用从后印象主义到抽象表现主义这些曾被禁止的西方绘画形式，对社会及自身生存状态作出讽喻性的批判。在没有得到官方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外面的公园和栅栏围墙上展出作品，这是一次公众性的作品展览。在画展被警方禁止后，画家们在西单民主主题墙上张贴了告示，并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少有的、以青年作家和艺术家为主体的国庆示威游行（10月1日）。随后，政府及官方美术界表示了开明的方步。在江丰和刘迅的支持下，“星星画会”的第一次正式画展于11月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展览共展出了三位业余画家的一百六十三见作品。
1980年
3月，《美术》杂志发表栗宪庭撰写的关于“星星画会”的报道以及其成员画家曲磊磊的文章《自我表现的艺术》。曲磊磊在文中宣称“艺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此文引发的关于现代艺术自我表现问题的辩论长达两年之久。
8月，“星星画会”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第二次“星星画展”，这次画展得到了官方认可。画展的基本目的是批判权威和强调自我表现。由于展出作品的政治内容，这次画展后来变得极富争议。
“乡土写实”画派是“伤痕美术”之后的另一种具有写实主义倾向的风格流派。如果说“伤痕美术”的注意力集中在画家们“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体验，那么“乡土写实”画派则注重刻画普通的农民、牧人以及少数民族的命运和朴素生活。陈丹青的《西藏组画》最初在1980年10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展”上展出。罗中立的《父亲》获得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这些都是“乡土写实”画派中富有影响力的经典作品。一些新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受其风格影响，将其运用到他们的电影制作中。比如陈凯歌的《黄土地》（1984年）、张艺谋的《红高粱》（1987年）等，这些电影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的欢迎。
这个时期，涌现出几个学院主义的非官方及半官方的油画画会群体，他们活跃在中国的多个不同地区（北京、沈阳、昆明、上海）。这些“油画研究会”都致力于向欧洲传统绘画学习，其技巧和水平达到了中国新学院绘画的新高峰。同时，关于“形式主义”的讨论也陆续出现，《美术》杂志1980年5月号的主要议题就是吴冠中发表的《论抽象美》一文。吴冠中是老一辈画家中深受法国绘画熏陶的老画家，他反对现实主义绘画一统天下，坚持“不要内容，只要形式”的形式主义。
1981年
“乡土写实”绘画热仍在继续。同时，几个较具现代风格的画展在国内不同地方展出。3月，第一次西安当代绘画展——“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在陕西省西安市造成轰动，吸引了六万人参观；“湖北十人国画联展”在北京举办；“云南十人画展”展出作品中的形式主义绘画颇受瞩目，他们的作品以表现异乡情调（如少数民族）为主题。
1982年
年初，中宣部发起“反精神污染运动”，目的在于抵制西方细思想的侵蚀。这次运动一直持续到1984年，主要针对哲学和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潮，谴责“文化大革命”后文学和艺术创作中强调个人价值、纯艺术和抽象主义的西方化趋势。这次运动影响了之后出现的“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9月，来自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当代美国名画原作展”和美国汉默画廊的“汉默藏画五百年原作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是“文化大革命”后自“法国19世纪乡村风景画展”展出以来第二次最具影响力的外国绘画展。
1983年
作为“反精神污染运动”的一部分，官方宣布《美术》月刊第一期中有关论述抽象绘画的文章有害，因此，对编辑人员进行整顿，主编何溶合主要年编辑栗宪庭被调离。尽管如此，官方许可的西方艺术展览仍在进行，例如在北京那个举行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展”、“毕加索画展原作展”、“蒙克作品展”和“法国当代油画作品展”。
5月，现在艺术探索仍在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继续进行。“厦门五人现代艺术作品展”在福建厦门市开幕，以观念作品和现成品为主要特点。后来成为“厦门达达”群体主要组织者的黄永砯即在其中。此画展未向公众开放。
9月，上海“实验绘画展”开展，有十位上海画家参展。展出不久即被强制关闭。这一展览在上海市委的《解放日报》上受到严厉批评。
1984年
“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获准参展的作品重新恢复了政治为主题的“文化大革命”式的宣传画。展览作品的这种风格及内容上的倒退，在画家中尤其是在青年画家中激起了强烈不满，为“八五美术运动”的出现埋下伏笔。
12月，“第四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胡启立作了关于文艺创作自由的报告，鼓励作家思想解放、创作自由。在哲学界、文化界出现的“文化热”达到高潮。许多关于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的讨论会在大学校园内外相继举行。
1985年
对中国前卫艺术来说，这是关键性的一年。“反精神污染运动”结束，政府开始有关自由创作的改革。摆脱了三年的压抑，前卫艺术开始出现在中国领域中，从绘画、文学到舞蹈、音乐、电影。美术界出现了被称为“八五美术运动”的前卫艺术现象。
在美术界，1985年至1987年间，共计有八十七个自发的前卫艺术群体在全国各地（包括西藏和内蒙古）出现。这些群体撰写宣言，举办画展，并在自己的印刷品和官方刊物上发表对现代艺术观念的讨论。大辩论、创作和画展达到高潮，这些群体在全国各地举办了一百五十多次前卫艺术活动，计有2250位艺术家参与他们反对官方保守的艺术戒律，提倡个人主义和自由创作，探索审美观念和艺术表现形式的变革。他们不仅拒绝模仿传统艺术，同时也抛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教条，代之以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思潮，如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波普艺术和观念艺术。前卫艺术的思想和艺术创作活动受到新的报纸、杂志的支持和鼓励。如1985年创刊的《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画家》，以及已具有一定有影响力的《美术》月刊和《江苏画刊》，这些报刊都将注意力转移到“八五美术运动”上。许多出版物的编辑都是年轻的评论家，他们自己也参与了前卫艺术运动。
新的艺术群体大体上可分为三种倾向：“理性绘画”、“生命之流”绘画和“反艺术”活动。“理性绘画”的主要代表群体是“北方群体”、“池社”及“红色旅”等。“北方群体”3月于哈尔滨成立，该画派自称为“北方的文明”，主要艺术家有王广义、舒群、任戬和刘彦，他们自信将建立一种既超越西方文明、也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的北方文明。其作品受西方“超现实主义”画派的影响，以抽象形式隐喻北方中国的冰河流域，强调其纯净崇高的精神。
“池社”成员主要在浙江杭州，其作品以非常辛辣的幽默感和荒诞的精神著称。他们第一次展出的“八五新空间画展”有张培力、耿建翌和王强参加，作品有“灰色幽默”绘画、行为表演和观念艺术。
南京“红色旅”成立于1987年，集中了1985年“江苏大型青年艺术节”所有的组织者和重要人物，这次极具影响力的画展覆盖了当时所有的新艺术。
此外在上海，李山、余友涵、张健君等人的抽象绘画形式也表现了古代东方的哲学理念。
“生命之流”画派提倡反都市文明的田园主义或地方性，探索被集体理性主义压制的个人欲望。这些画家大多数来自边远区域，例如，以甘肃艺术家曹涌为首的五位艺术家组织了“探索、发现、表现”画展。在云南昆明，以西南艺术家为主的“西南艺术群体”包括了毛旭辉、潘德海、张晓刚和叶永青等。此外，还有“深圳零展”，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这次展览没有经费，也没有展出场地，所有作品只在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大街上展出。“三步画室”的第一次展览是在山西太原，艺术家用普通的乡村文化素材创作装置艺术。二十位来自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家组织了“十一月画展”，展览场地在故宫。这些青年艺术家后来成为“北京青年画会”的主要成员。其他趋向于“生命之流”的群体还有“新野性主义”（南京）、“米羊画会”（河北）和“0”艺术集团（湖南长沙），等等。
“反艺术”活动主要来自以黄永砯为代表的“厦门达达”的观念艺术活动。他们将达达主义、禅宗和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反对和颠覆所以迄今为止被称为“艺术”的东西。在上海，有宋海冬、丁乙等人组织的“M艺术群体”的行为艺术活动；在杭州，有张培力、耿建翌的观念艺术和吴山专的“红色幽默”活动。其他各地的艺术群体也搞了许多零星的、非系列的观念艺术活动。
学院训练的新一代艺术家开始进入主导角色，浙江美术学院的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黄永砯、古文达、吴山专等都是“八五美术运动”的领导人物。“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5月在北京展出，各种各样的学院派探索性绘画集中到了一起，其中以浙江、北京和四川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作品为主。这个画展显示了学院写实主义与西方超现实主义结合的倾向，最典型的是张群和孟禄丁合作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一画。传统绘画形式受到了青年艺术家的挑战。
7月，艺术批评家李小山在《江苏画刊》上发表了《中国画的穷途末路》一文。这篇论文震撼了传统绘画界，并在老一代与青年一代画家中激起了激烈的辩论。
11月，古文达和其他年轻的中国水墨画在湖北武汉参加了“中国画新作邀请展”，以综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艺术形式（如超现实主义）来更新传统水墨画。这种新的绘画形式被称为“学者绘画”。
11月，“罗伯特·劳森伯格回顾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馆，这给“八五美术运动”的艺术家们带来了深刻的冲击。这是中国公众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西方当代艺术家的绘画原作。劳森伯格在北京中央工艺美院发表了一次演讲，并与“无名画会”的画家们进行了一次热烈的讨论。
1986年
1月，邓小平成为美国《时代周刊》提名的年度风云人物，他的封面照片被复制到劳森伯格的画作《中国》中，成为抽象拼贴画的一部分。对此，劳森伯格作了如下解释：“今日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开端。三年前并不存在的这种情形现在成为新的激情，新的景象。”
“八五美术运动”继续扩大，特别是观念化和反艺术的群体不断增加。观念论者挑战的不仅是以往的政治宣传绘画、传统学院派绘画，还有新学院派绘画。他们的最终原则是铲除乌托邦、主观主义和画家的技巧，他们的主要媒介物是语言和现成品，观念来源是达达主义和禅宗，他们就像达达主义一样，试图摧毁所有的教条或权威。
1月，“’86·最后画展No.1”在浙江美术馆开展，有七位浙江艺术院校的青年艺术家参展，包括古文达和宋保国，展览展出的是现成品和表演艺术。展览开幕三小时后，由于展出作品中有部分包含了性器具而被关闭。
4月，以李彦平为首的一个西藏前卫艺术家团体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作品。同时，吴专山和其他艺术家在杭州布置了两次非公开的装置作品展览。
8月，当时最大的前卫艺术展“湖北青年美术节”在湖北武汉、黄石、湘赣、宜昌和沙市举行。大约有五十个小艺术群体参展，约两千件作品，分别在二十八个展场展出。展出作品风格趋向于融汇地方的文化资源（如古代楚文化资源）和当代艺术形式。与此同时，第一次关于“八五美术运动”及中国前卫艺术的讨论会在广东珠海召开。参加者有批评家、编辑和全国各地前卫群体代表。这是“八五美术运动”出现后第一次前卫群体的交流聚会，展示了上千张各地艺术群体寄来的作品幻灯片。这次会议的讨论结果之一是决定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前卫艺术展。
9月，以黄永砯为首的艺术家策划的“‘厦门达达’艺术群体展”在厦门展出。同时，黄永砯还在《中国美术报》上发表了《厦门达达：一种后现代？》一文，提倡将达达与禅宗结合，认为达达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禅宗的现代版。他还制作了一系列由转盘、表格和绘画组成的混合作品，基于《易经》中关于符号的观念，以偶然性的、反主流的视角指导他的绘画。参展艺术家除黄永砯外，还有焦越明、李嘉华、俞晓刚、许成平、林春、蔡立雄等人。展览结束后，“厦门达达”在厦门新艺术馆前的小广场上焚烧了所有参展作品。大火在一个白色的圈内点燃，圈外用大字写着：“达达死了。不杀死艺术，生活不得安宁。”
类似的事件，即综合了行为艺术、即兴表演、装置和混合媒介作品的展览，大量贯穿在这一年中。其中包括在江苏徐州展出的“徐州现代艺术”展、5月的“洛阳艺术场”展、9月南京的“晒太阳”展和11月上海徐汇区的“凹凸”展，该展有艺术家李山和王子卫等人的作品。“池社”包括张培力、耿建翌、王强等人，他们创作了系列作品《作品1号——杨氏太极系列》，并在西湖湖岸和杭州的街道上展出。“南京艺术家沙龙”由王度、林一林创办，这些广州艺术家最早举办的展览是“第一回实验展”。
11月，中国现代艺术研究会（一个有三十位评论家参加的非官方协会）在北京成立，其主要目的是承担筹备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工作。
1987年
第一次全国性的前卫艺术展筹备会议在北京召开。高铭潞邀请了各地二十多位不同艺术群体代表聚集北京，计划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大型前卫艺术展。会议决定以“全国青年艺术群体学术交流展”命名展览。4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文件，禁止举办全国性学术活动。4月12日，一位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领导通知展览组织者高铭潞，立即停止展览筹备和现代艺术研究会的组织活动、会议。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展览计划被迫中断。
5月，吴山专和同事们继续他们从1986年开始的《红色幽默》观念艺术，吴山专自己创作了相关的《红色幽默》系列。其他艺术流派的活动也在继续，甚至在边远地区，如内蒙古呼和浩特也成立了“内蒙古现代艺术研究会”。
但“八五美术运动”在双重压力下终于走向衰竭，一方面由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另一方面则因为商业主义对艺术的冲击。政府在这一时期减少了对艺术的资助，鼓励艺术家为他们的作品自谋商业出路（一种原先被视为不合法的活动）。但前卫艺术在中国仍然不是有价值的商品，一些重要的艺术家开始出国。古文达赴加拿大约克大学举办展览，并于8月定居纽约。
1988年
在秋冬季，新旧前卫艺术运动重新开始活跃。
10月，徐冰和吕胜中的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徐冰的装置作品《析世鉴》（1990年以后称为《天书》）由书籍和印刷长卷构成，采用了传统的中国印刷技术——活字印刷和宣纸。两千多个自创的无意义汉字出自艺术家独创、完全令人无法解读。
11月，“1988年当代艺术研讨会”在安徽省黄山地区的屯溪——一个著名的风景名胜地召开。大约有一百位来自中国各地的艺术家和评论家参会。会议的目的是复兴前卫艺术运动，并为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作准备。但是，新近的展览显示有力的新作并不多，并且在商业潮流的冲击下，前卫艺术的创作动力和社会冲击力已走向式微。
1989年
在经历一系列干预和拖延之后，2月5日，第一届“中国现代艺术展”终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293件绘画、雕塑、录像和装置作品出自186位艺术家之手，其中包括王广义、徐冰、吴山专、黄永砯、古文达等知名艺术家的作品。王广义的《毛泽东1号》引起一些争议，这件受“波普”风格影响的作品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初“政治波普”潮流的兴起。
“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两周内被官方关闭了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开展之后的几个小时，艺术家肖鲁当众向其装置作品《对话》开了两枪，致使展览关闭；第二次是有人给中国美术馆、北京市政府、北京东城区公安局写匿名恐吓信，诈称中国美术馆内有炸弹，结果美术馆第二次被关闭。由于这一系列事件，中国美术馆向展览的七个主办单位发出通知，以“主办单位不遵守展出协议，发生开枪射击，造成停展事件”为由，明令罚款两千元人民币，并且两年内不为上述七个主办单位安排任何展出活动。伴随着枪击、匿名信、两次停展、抛撒避孕套，以及李山的《洗脚》、张念的《孵蛋》、吴山专的《卖虾》、张盛泉（大同“大张”）等人的《三个白衣人》等一系列行为艺术事件，“中国现代艺术展”引起了国内外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和竞相报道，也成为艺术评论界尖锐而激烈的争论焦点。
顾德新、黄永砯和杨诘苍应邀参加了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组织的展览。黄永砯赴法参展，并留居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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