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2日星期二

也说栗宪庭

刘坤 530600538

栗宪庭,1949年生吉林省,197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79年—1983年任《美术》杂志编辑,此时正值中国刚刚改革开发,力图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把握当代艺术的新变化。推出“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和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上海十二人画展”、“星星美展”等。并在杂志上组织过“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1979年第一届星星画展在北京举行,栗宪庭在《美术》杂志发表了对它的报道,并且介绍了“星星画派”和其他一些前卫艺术的作品。国画系的科班派,深谙中国的传统艺术,但却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叛逆者,曾被陈丹青戏称为艺术“叛徒”
 1985——1989年任《中国美术报》编辑并把该报改变成为推介新思潮和新观念的主要阵地。诸如推出“’85 美术思潮”、“新文人画” 等艺术思潮 。同时对一些 敏感的艺术观念问题,如“后现代主义”、“大灵魂和语言纯化”、“现代设计”、“城市雕塑”等艺术问题组织过讨论,早在80年代,中国的前卫艺术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栗宪庭就对中国出现的前卫艺术现象认真的加以了调查、研究、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许多赋有建设性的意见和看法,对于现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理论指导和启蒙作用,因此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栗宪庭还首先对从“五四”以来形成的所谓主流写实艺术提出了质疑,在1981年第二期《美术》杂志上发表了《现时主义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等文章,论述了艺术应该多元化的想法。后来又先后发表了《重要的不是艺术》、《试论中国古典绘画的抽象审美意识》等多篇颇具挑战性的文章。这对于当时处于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红、光、亮式的中国艺术,带有很大的批判性。因此也使他成了艺术界最具争议的人物。栗宪庭认为:“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形成西方现代艺术产生、发展的条件,西方人的现代艺术探索道路当时已经走入到了“困惑”时期,各种表现方法基本上已经都尝试过了,原创的东西已经很少见了。如果我们再走别人的老路,必然是一种过时的东西,不会有大发展。艺术上要有所突破必须建立自己的发展思路和评价体系,打破旧的评价体系的束缚。主张要超越以往的文化循环,比如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式的功利性的艺术模式,寻找出一种新的艺术价值判断和评价支点,建立新的人格、直面人的生存感受的新艺术。
被西方称为中国现代艺术的“教父”。栗宪庭对与中国现代艺术影响颇深,“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等观念都是他最先提出的。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家,栗先生有其不可磨灭的功劳,在中国美术史上应该有他的一笔。但是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限性。
由于中国近现代远落后与欧洲西方社会,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文学艺术界长期被一种红色大一统给垄断着,艺术家们大多没有胆识也缺少机会去接触与西方同步的艺术。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滞后,我们所接触的欧美的艺术实际上都是二战之前文化,比如毕加索、达利、科罗、马蒂斯。这些在西方已被看作历史,而我们还当成时尚去跟风。这种跟风引来了79年的“星星美展”和后来的“85思潮”,代表着当时的前卫艺术家在消化西方的现代艺术。在消化、争论的过程当中,西方已经开始进入真正的后现代艺术期。对于后现代艺术的概念,国内部分学者把现代艺术后期的如泼普艺术和达达主义给界定为后现代艺术。国外的一些学者则有着普遍的共识:现代和后现代的分水岭是以法国的五月风暴作为标志的。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在这一时期以后完成。在这一阶段,并没有把后现代主义构建成为一个体系,他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的启蒙者。当下欧美后哲学界已经在修正德利达的思想与观念,并深刻的批判尼采“超人”哲学,在解构之后再建构,才渐成后现代艺术体系。栗宪庭周围的大多画家依然是在表现自我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对生活的感受、对外部世界的反抗。显然这些都已经不是当下的艺术追求。后现代的艺术应该是把人们的思想境界引领向更高,而非现实主义的对客观的再现,或现代主义的对主观的表现.后现代艺术是超越主客二分的,为达到一种大自由,而追求的是一种境界而不是意境。意境毕竟还没有脱离主观层面的表现,中国的“栗宪庭主义”始终没有脱离开这一层面。
在他周围的一些艺术家,比如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大腕级的人物,但是在他们中间,我没有看到有太多文化性,思想性,同样,他们缺乏当代前沿艺术家具有独立精神和敏锐判断力。尽管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一些小成就,这不足以弥补他们内在的思想贫血。王广义、周春芽、张晓刚等人在巴黎“奥运火炬事件”中的种种表现我想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栗宪庭的功绩我们是应该充分的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身上的一些局限性,没必要把他捧到神坛,俗话说“站得越高,摔得越重”我想栗先生也不愿看到身边总有一批人各怀心机,趋之若鹜,这才是个公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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