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和他的时代

栗宪庭和他的时代
06艺术管理系 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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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对于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新中国的诞生，人民带着推翻头顶三座大山的喜悦，梦想着共产党能够带着他们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富强。但同样是那一年，在东北的某个地方，一个叫栗宪庭的孩子出生。他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若干年后，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后，一直写文章做批评，直至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奠定着中国当代艺术最开始的潮流。
说栗宪庭是个传奇，但也不是个传奇，如果我们了解当代艺术产生之初的历史就会找到原因。三十年前，中国最近本的社会背景就是社会革命和思想解放，也就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当国门打开，我们面临许多新的问题：贫穷和富强，先进与落后，新与旧等种种思想强烈的对比摆在我们面前。在这样的前提下，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反省我们的社会，去解放思想，开始对社会和政治的变革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一批年轻的艺术家的作品有明显的政治批判性。不仅具有批判性，还具有前瞻性。他们走在了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他们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对传统模式下的写实主义进行了批判。这群知识分子有些是从美院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愿意北漂在北京的周遭地区，在首都的角度审视整个时代的变化。而栗宪庭也从美院毕业，与那些性情相近的大学同学们关系密切。通过对他们的创作作品的观察再加上时代背景的思索，他似乎感受到石破天惊的另外一个时代即将来临的平静。
栗宪庭作为一名编辑，从开始对当时当代艺术的关注。从“星星”美展到85新潮再到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再到后89中国新艺术，栗宪庭在文坛活跃了二十年。
一部电影《枫》所讲述的是一对恋人因为文革心灵所产生的变化，以及所受到的不同境遇和命运。个人的命运从属与时代的潮流，个人不再是个人，它只是属于集体的一部分，个人的价值和意识被完全的隐藏和磨灭，他们的思想被一种灵魂上的枷锁所禁锢，他们不痛苦，他们只是盲目。文革结束了，但人们的心灵没有办法马上的转变成新时代的模样，心灵依旧留着血，留着伤，但是组织、纪律依旧要求他们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依旧没有个人意识，没有个人的尊严。文革的结束，确实让国门开放了许多，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潮如洪水一样汹涌而来，还未等我们分辨好坏，便一股脑的学了去。但我们吸取了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我们聪明与把它与中国的现状相结合，开始关注我们自身，转变了艺术的方向。抚平伤痕，关注生活，解放思想，成为了八十年代初时代的主流。栗宪庭总结出文革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分为：对“红光亮”、“歌德”的反动，以四川为代表的“伤痕美术”；对“假大空”、“重大题材”的反动，以陈丹青为代表的“生活流”的风行；对艺术从属政治，内容至上的反动，以北京机场壁画为代表的“装饰风”的滥觞。这被老栗称之为对现实主义的校正。
栗宪庭在89现代艺术大展之后，开始关注六十年代出生的一群年轻人。老栗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一种能够缓解心中痛苦的方法，个人无法拯救文化，只能拯救自己，而自己呢？很无聊。他们抛弃了艺术家的理想主义和居高临下的姿态，转而以一种平视的角度看人、画自己、画朋友和亲人。后来老栗发现这是一种把写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新玩法，并给了它一个名字叫“玩世写实主义”。当时在文化上的主流是王朔的痞子文学，在音乐上是崔健的摇滚音乐，而在美术中就是方力钧、岳敏君所代表的“玩世写实主义”。
而九十年代另一个活跃的主题是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代表的人物是“北方艺术群体”为代表的王广义等人。而他们的作品也大都表现出对政治批判与讽刺。他们过于理性的把热情转变成激进的政治愿望。政治波普的出现，标志了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重大转折，这种转折在于艺术家从西方现代思潮和艺术的关注中，从对大而无当的人的、艺术的普遍追问中情形，转而关注中国人生存的真实空间。而政治波普以幽默的方式出现，带有对政治情结的自我消解的倾向，是中国现代艺术走上自己的道路的标志之一。
另外，在90年代，以北京为中心出现了一种名曰“艳俗”的新艺术形式，也称“后波普”艺术。它用俗美与艳丽来消解、对抗高雅与神圣，强调以光艳华丽的色彩诉诸人的感官。以“媚”和“庸”为宗旨。
栗宪庭所关注到的这些艺术潮流，都是受当时的历史环境的影响。中国刚好出在一个巨变的过渡时期，如何把握这一时期的趋势，则主要依靠老栗的独具慧眼。老栗的时代在悄声的离去，但艺术依旧在不同潮流的转变中前进。我们应该抓住机遇，真正把握时代的脉搏，找到真正的会在未来进入史册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