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欲静，忧未歇

曹原
530600534

这位中国前卫艺术的“教父”觉得自己被严重的神话了，传说他如同神笔马良一般在艺术圈指点江山，一手造出了多少天价艺术家。可这位年过半百的“教父”深感无奈，他说自己实际上是被消费了。

栗宪庭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老交通站长，很多艺术家通过他互相认识，认识他的人又给他生活或艺术方面的资料。很多人说艺术界缺乏独立的批评，尤其是当代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清，栗宪庭当即否认了这种青黄不接的说法，他认为艺术首先要表现当代人的生活状态。

他对当下状态的敏感不仅体现在艺术上，更是他骨子里流露出来的一种特质。栗宪庭在中国解放那年出生于河北邯郸，中学时代便因言论过激遭受迫害，被打成"反革命"，遣送乡下进行劳动改造。他曾一度自学语文和绘画，因为出黑板报兼画刊头闻名出众，被当时在乡里采风的中央美院几位老先生半路相中，推荐到当时还属于工农兵大学的中央美院就读。就读与国画系的他78年大学毕业，分配至《美术》杂志工作，将他对文字与美术的热爱充分结合，也从此开始了他作为艺评人的艺术生涯。

栗宪庭作为《美术》的记者采访报道了当年轰动一时的“星星美展”，在“红、光、亮”的风潮还未彻底抹去的时候便推出了罗中立的《父亲》，由此提出了“伤痕美术”，“乡土美术”等一些当时及其前卫的概念。在当时政治空气并不明朗的天空下，栗宪庭理所当然的被当作“人民内部的敌人”而被迫停职。直到85年，“人民内部矛盾”稍微缓和的时候，又在《中国美术报》再次担任起推介中国当代艺术家的重任。

他关注当下，并认为艺术首先要表现当代人的生活状态。用他自己的话说，“批评家总是要保持对他所处时代人的生存感觉和新的语言变化双重敏感”，正如他所说，他通过不断推介新的艺术家，来证实他自己对一个时代的某些焦点的把握，而这些焦点正式隐含着一个时代区别于其他时代的价值或意义。“六·四学潮”以后栗宪庭成为当代艺术的集散地，他与当时的艺术家积聚在圆明园画家村，正式成为了“流盲”。于是对他后来提出的“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艳俗艺术”等名词变得很好理解。政治阴霾的80年代，艺术家不再相信崇高的价值，也没有了信仰，对既定的社会信条持有抵触反抗的情绪。他们是物质主义的一代，提倡当下享乐。他们不再相信一些现成概念能解决他们的灵感问题。一种对现实的无聊感及波皮式的幽默油然而生，再横向与王朔的“痞子文学”，刘震云等人的“新现实主义文学”，摇滚乐中的崔健及后崔健群的崛起相比，这种新思潮的诞生显得不那么单薄。

以方力均为代表的“玩世现实主义”其实是一种价值的认同，他们画一群呵呵傻笑的人，介于好坏之间的暧昧关系，不再拥有明确的价值观，以一种轻松而无法把握的状态出场。玩世的价值体系不相信一切，否定一切，其背后是深深的绝望，是失去价值依托以后的一种处世态度。面对自身的无可奈何，他们只能自我拯救，而这种无聊感就是他们用以消解所有意义枷锁的最有力的办法。正如方力均说的：“王八蛋才上了一百次当之后还要上当。我们宁愿被称作失落的、无聊的、危机的、波皮的、迷茫的，却再也不能是被欺骗的。别再想用老方法教育我们，任何教条都会被打上一万个问号，然后被否定，被扔到垃圾堆里去。”包括“政治波普”、“艳俗艺术”等都是在当时特质的政治环境下推出的，与一定的环境和背景紧密相关，敏感却前卫。

人只有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对人生的体会的强度才能够加强；若是泛泛地关注社会，要有深刻体会，这是不太可能的。人在事件中，感觉才会凸现出来。栗宪庭对当下生活状态的关注、对政治的敏感和他前期的遭遇无不相关，他正是置身于每一种政治环境中才能如此深刻。

他的成功或许根源于这位农民儿子的朴实本色，正是他的真实与执着，让他如农民种地般始终如一的在坚持着。正当我们以为他会就此过一生时，他却撒手不玩了。市场正是火热的时候，栗宪庭却在力争脱离这个圈子。艺术圈一直把他当成风向标，指向艺术家的价格，他却倍感无奈的被利用，认为被消费了。只想潜心看书学习的他进入2000年后放弃了独立策展人等身份，举家搬到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本想远离艺术圈过着安稳的小日子，没想到周围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在被他捧出来的天价艺术家的背后，众多艺术家是过着没钱开锅的穷苦日子。这位农民儿子的本色再次展现，他重新操起他的锄头，然而这次他创造的却是他的乌托邦之梦。

他一直力图让他的乌托邦王国落实下来，栗宪庭着手让宋庄变成宋庄模式——尝试使聚集着数千名艺术家的宋庄拥有一个能良性循环、养活艺术家的画家村模式。在物质决定一切的如今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敢。然而在这背后被他推出的方力均、王广义等天价艺术家的赞助更能体现这位伯乐的光芒，这确实是种良性循环，这样一代代的对艺术家的扶植与帮助，让这个乌托邦的王国显得没有那么遥不可及。

一种自由的获得，是另一种自由的放弃。栗宪庭在他的艺术生涯中获得了很多的头衔与荣耀，同时也失去了很多东西，或者说是不得不放弃很多东西。至今他仍然在为他自由的艺术、自由的生活方式而奋斗，仍然在接济着众多穷苦的艺术家，他没能如他所愿的“闭门思过”，每天仍然门庭若市。其实每个人都一样，都一直在选择与放弃中矛盾着，在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着。这位“教父”想独善其身，却一直在兼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