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栗宪庭

贾岚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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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宪庭，1949年生于河北邯郸，197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此后曾担任过《美术》杂志、《中国美术报》、《艺术潮流》等多种美术刊物的编辑。著名的美术批评家、活动家、策划人。曾参与策划过《现代艺术大展》（北京），《后89中国新艺术展》（香港），《毛走向波普》当代艺术巡回展（悉尼等地），《第 45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部分（意大利），《中国！》当代艺术展（波恩等地），《跨世纪彩虹--艳俗艺术》（天津）等重要当代艺术展。著作有《重要的不是艺术》一书（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1979 ——1983年任《美术》杂志编辑，正值中国刚刚改革开发，力图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把握当代艺术的新变化。推出“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和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上海十二人画展”、“星星美展”等。并在杂志上组织过“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自我表现”、“艺术中的抽象” 等理论讨论。

栗宪庭的主要理论的产生：

栗宪庭根据王广义、张培力等艺术家创作的具有政治意味的波普作品，在拟定《后'89中国新艺术展》的题目和子题时始用了“政治波普”的概念。之后又为《21世纪》写了《“政治波普”与消费形象》，为澳大利亚的《亚太艺术》写了《政治波普——对意识形态的即时性消费》，催生了又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概念——政治波普。

对于玩世这一价值系统的认同，起先栗宪庭是处于积极的因素。所以，他引用了有着传统士大夫惰性的林语堂的观念。在这里玩不是懒，而是一种轻松面世若带有出世意味的姿态，即在丧失价值依托的时候保持心平衡的一种处世方式。然而，依靠栗宪庭的个人能力所无法把握的是，玩世一但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尤其被世俗心理所消化后，其积极意义便自然而然被瓦解，玩世也就无法形成一种价值观。

“玩世现实主义”：这是批评家栗宪庭于90年代初在一篇题为《无聊感和“文革”后的第三代画家》文章中提出的概念，用此来描述 方力钧、刘炜、 杨少斌、 岳敏君等人的艺术。这个群体的艺术家也同样具有学院派教育背景，但与“新生代”艺术家相比，他们都有在90年代的“画家村”里当“波西米亚画家”的经历，他们的作品面貌更像“画家村”艺术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中不只是单纯用调侃和玩世的眼光看待世界，而是把内心的无聊和苦闷倾注到他所选择的形象上，在这些迂腐、愚昧而有些狡黠的形象中还包含一些文化隐喻，即自我极端无聊之时对生存价值的困惑。但是西方的评论界(以安德鲁·门罗为代表)却以冷战时期的策略，虚构了被政治制度所不允许的艺术家和艺术风格都是前卫的一套逻辑来评述他们，并且将他们带有漫画式和讽刺性处理的作品视作政治波普，赋予其激进的政治对抗和前卫艺术的概念。这个概念随后成为西方世界观察中国现代艺术，以及选择参加他们国际大展的标准，而这些在西方批评家筛选后的作品在艺术市场获得成功也就顺理成章了。其背后的美国式人权政策和政治价值的立场是不言而喻的。

其后，“玩世写实主义”与“政治波普”以及后来反映中国社会转型期混乱而特殊的审美趣味的“艳俗艺术”随着几个大的国外展览走红国际。

“艳俗艺术”：被认为产生于1996年的“大众样板”“艳妆生活”几个展览，直到1999年6月在天津泰达美术馆举办的“跨世纪彩虹——艳俗艺术”被艺术史所记载，艳俗艺术从而得以正名。这个团体的艺术家不全是“60后”，其中“60后”的代表人物有俸正杰、罗氏兄弟的长兄罗卫东、刘力国、卢昊等人。他们有的采用民间的年画图式，使用丙烯创作大尺幅作品，再拼贴上一些诸如麦当劳、可口可乐、柯达等的商标，形成所谓“欢迎世界名牌”作品系列;有的选择陶瓷、民间艺术、宣传画甚至以业余者的手法描绘一些城乡“暴发户”的形象，虽然所描绘的内容多样，但至少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们的艺术理念是站在“反理想主义审美”的“俗”与“媚”大旗下。他们中大多数是自由艺术家。

栗宪庭的困境：

栗宪庭的崛起或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因为90年代后特殊的社会环境打消了不少知识分子文化改造的热情，使原先一些活跃在前台的精英人物开始变得消沉起来，社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因此处在一个空寂无人的真空状态。而桀骜不驯的栗宪庭身上却拥有一种书卷知识分子身上少有的敢为天下先的主动性格，他雷厉风行，极少瞻前顾后，为先的动力驱使他一贯保持着对社会的敏感，对生存的清醒。所以，凭着别人少有的勇气与魄力，他能后来居上，几乎独领了一个艺术时代。

但栗宪庭也有栗宪庭的思想困境，最大的困境就在于他对所谓文化“新人格”的理想期待太过于仰仗这沉甸甸的现实了。因此，在现实中，他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太多不必要的人情负担，尤其是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思维关系与人际关系倾入热情，从而大大消耗掉了自己超越现实和反抗现实去真正诉求文化新人格的思想能量。正如他一贯强调艺术的政治性一样，将艺术作为人性的政治诉求全力以赴地提出来，这是他的深刻，同时也是他的束缚。却不知在这种不断争取自由表达权力的政治诉求中，往往事与愿违，人，反而容易失掉自由，失掉经由语言之舟通往神圣的思想门径，去指向对人类普遍命运关怀的理想化情愫。

45岁以后，老栗越来越感到一种宿命，中国儒家文化的“内圣外王”，在历史的进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分离状态，它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分裂人格，而这种人格分裂，在他身上也有。而老栗也一直在试图寻找弥合传统知识分子分裂人格的途径——一种非功利的入世的转换途径，企望中国知识分子走出“达”与“穷”的循环，创造一种非功利而又进取、入世的新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