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艺管系 王青云 530600584
评判作品的好坏是必须要通过作品本身来判断，但是，处在一个价值标准发生变动的时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会由于画面背后——精神背景——价值支点的不同而发生很大的歧义。他认为在新的价值标准尚未被确立之时，人们依然会习惯使用旧的标准来看作品，而这就不会对新兴的艺术做出正确的评判。所以他写文章提醒艺术界注重这种时代总体上大变动的精神背景，要把文化情境作为判断作品的价值标准的基础。栗宪庭这是带着这样一个开放的眼光来审视当下的前卫艺术的，所以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位先行者为我们留下的思想财富。
三代艺术家概念的生成：
第一代是知青群，他们是经受过心灵创伤及艺术上接受革命现代主义教育的一代，他们的心态和艺术都依重于纯朴的现实，他们是“伤痕”、“乡土”、“寻根”思潮的主将。把真和善作为美的内核，对普通人的同情和对阴暗面的敏感构成了这群人艺术的特色。第二代是80年代中期崛起的现代思潮群。这群人大多出生于50年代中、后期，80年代初他们大学生涯时，正值西方现代思潮大量涌进之际。另外他们大多或多或少有过知青代艺术家的经历，但这种经历又不足以达到刻骨铭心的程度，反而成为他们在80年代初接受西方现代思潮时反省的对象和起点。这构成了他们艺术的特征，即从西方现代艺术和思潮中获得了观察角度和语言样式，以形而上的姿态关注人的生存意义。第三代艺术家即“泼皮群”。他们出生于60年代，80年代末大学毕业，这造成他们在成长和走上社会的背景上与前两群发生了很大差异。“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知青群成熟的背景，现代西方思潮的涌进是“85新潮”成熟的背景，无论是追求善，还是引进西方现代思潮，这两群艺术家的艺术，都属于企图建构新的中国文化的理想主义社会氛围的产物。而“泼皮群”从他们生下来，就被抛到一个观念不断变化的社会里，而他们童年的记忆，又是随着社会的开放一起成长的，1989年，在他们相继走上社会时，代表8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以西方各种语言模式为榜样，大喊大叫登上舞台。无论社会和艺术，拯救中国文化的理想只是子虚乌有，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现实留给“泼皮群”的只是些偶然的碎片。几乎没有任何一种社会事件、艺术样式及其价值，在他们心灵中产生过恒定或深刻的影响。因此，无聊便成为他们对自己当下生存状态最真实的感觉。
三大艺术潮流概念的生成：
“政治波普”：
“政治波普”80年代现代艺术的代表人物是王广义、李山和余友涵。所谓政治波普，即政治的波普化。它是借助西方消费文化的潮流在中国产生的冲击波，而把毛泽东时代的‘神圣式的政治’变成真正大众化的反讽式的政治思潮。而且它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陆续并普遍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艺术潮流，这个潮流借用波普样式，多在对西方商业符号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形象的处理中，以呈现某种幽默和荒诞的意味。它实质上可以作为冷战即将结束的一种精神象征，标志了由于西方强大的商业文化对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渗透和重创，在艺术家的精神上产生的特有的政治荒诞感。
其中王广义的作品是用一种西方的商业主义、消费主义来消解中国艺术中的政治因素；李山是用一种模糊的性别状态来反讽对政治领袖的崇拜；余友涵的艺术语言则来自民间的拼贴画和剪纸艺术。
“玩世现实主义”：
玩世现实主义画家，既是前面所说的以第三代艺术家为主的泼皮群”。这代艺术家们不相信“老前辈们”的那一套革命理想，也不愿意像文革后前两批师兄、师姐那样为了建构新的意义去与权威、传统相对抗。对于理想、对于政治，他们更多地采取一种不介入的状态。他们不再与一些虚幻的概念纠结，而是更真实地转向了 面对“人”的无可奈何。从此，高悬于中国上空的那台一直对准于“历史”的呈鸟瞰姿态的摄影机坠落于尘世；并把它的镜头拉向了微观，用一种平行的角度观察在这个国家中生存的个体。从此，英雄的颂歌变成了平凡世界的牢骚与插科打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变成了可以和常人一样排泄粪便的生物。此时再看他们身上的“痞子气”恰恰是他们叛逆的一种真实流露，恰恰是他们的真诚与坦率；而他们那上不了台面的、无聊的画面也正是他们所追求的对于“虚伪”、“空洞”艺术原则的反叛。
“艳俗艺术”：
俗艺术的文化针对性是“借助西方消费文化,召唤或沉滓泛起的农民式暴发趣味和现实。”因为我以为任何文化, 都是以一定的价值系统支撑的样式体系, 而近百年, 我们在与传统文化决裂之后, 又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中, 没有真正接受西方文化的价值系统, 从“ 中体西用” , 到“中体” 变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其中支撑我们文化的,只是注重短期效用的政治功利主义, 这种价值标准, 就不可能建设一个相对恒定的文化的样式系统, 所谓传统文化, 所谓西方文化, 对于今天的现实空间, 就只是一种以功利主义的态度, 随不同的使用目的, 而随意摘取的文化样式中的碎片。艳俗艺术的仿讽, 不是投合大众艳俗趣味, 它只是证明了艺术对现实的无力, 当鄙视、批并不能改变大众艳俗趣味时, 现实却显示出它对艺术的强烈影响, 艺术家几乎只能证明我们生活在充满艳俗趣味的时代中这个事实, 并在模仿、提示时代的这个侧面时, 保持了一点反讽的独立立场, 除此之外, 我们能奢望艺术对艳俗文化作哪些更有力的批判呢这使整个世纪的中国人, 尤其是知识分子, 不断地承受着文化破碎的巨大冲击, 同时, 这种破碎也成为一个背景, 不断地使中国人陷入对新的文化身份——即文化价值体系的选择和转换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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