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600592 陈俐如
栗宪庭生于1949年吉林省，大陆于这一年的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这一天的作品有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他经历了从1966年5月开始至1978年12月，由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一次错误的革命运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艺术家开始丧失对艺术创作的自由，艺术开始为政府以及政治而服务。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上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建设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社会开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栗宪庭也于197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并从1979年开始担任《美术》杂志的编辑，先后推出“乡土美术”、“伤痕美术”和轰动一时的“星星美展”。同时，他所创造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和“艳俗艺术”等这些词语至今仍然继续被当代艺术所沿用着。栗宪庭成为二十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重要艺术评论家，对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当时栗宪庭作为筹展人之一的轰动一时的“中国现代艺术展”，由肖鲁向已经完成的装置作品“对话”开枪，而遭到第一次闭展。此次的“枪击事件”惊动了警局和军方，肖鲁和唐宋遭到逮捕，但由于身份的特殊只是拘留几天便很快地被释放。栗宪庭对“枪击事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两声枪响标志着中国前卫艺术第一次明确地体现人的机智作为艺术的追求。它把这种体验与社会最敏感的问题的揭示融为一体，显然比杜桑《泉》仅仅是对社会审美意识的揶揄搞出一筹。同时标志了中国前卫艺术的独特性格。”栗宪庭认为，《对话》与其作为一件纯粹的艺术作品，倒不如说是为了嘲弄法律方面的动机来的更加准确。虽然此次展览中还有其他具有影响力装置作品，包括了李为民等人所创作的《黑匣子》，顾德鑫用加热后的塑料处理过后创作而成的作品《无题》以及高兟、高强、李群所创作的《子夜弥撒•世纪末最后的审判》，由多个气球组成的巨大男性生殖器造型的作品，但“枪击事件”使它们黯然失色。可以说，此次展览和行为事件本身在很大的意义上是在对政府所规定的合法性挑战，传达艺术家和批评家与政治敌对的攻击情绪。
1991年8月，栗宪庭在一篇题为《无聊感和“文革“后的第三代艺术家”》的文章中首次提到的“玩世现实主义”，他注意到这一代画家自70年代中期接受小学教育开始，便生活在一个观念不断改变的时代中。与他们不同的前两代艺术家在“文化革命”结束后，由于西方现代思潮的引进的“文化热”，从而培育了’85新潮艺术家，促成他们拯救中国文化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中国现代艺术展”作为中国新潮艺术的阶段性终结并让拯救中国文化的梦想蒙受打击，使得这群第三代艺术家开始畏惧思想，并对过去的任何思想抱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他们憧憬着高尚生活却感到这样的生活与他们相距甚远，艺术家的个人生活水平维持在仅仅能够存活的程度。这群艺术家只能用无可奈何的态度面对生活以拯救自我，无聊感便是他们自我拯救的最佳途径以及自身的生存状态的最真实的写照。也是这种无聊感把他们从不同于前两代艺术家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的状态下拉回到他们自身周围平淡乏味的现实中，促使他们以自嘲、痞子般的、玩世不恭的和无所谓的态度去看待自己和周围环境，形成了泼皮般的艺术风格。他们既不相信占统治地位的意义体系，也不相信以对抗的方式来建构新的虚幻的形式的努力，而是更加真实的面对自身的无可奈何。于1992年在北京郊区所举办的玩世现实主义作品展便是玩世现实主义代表画家方力钧和刘炜最早的公开展。
栗宪庭的文章《对“农民式的爆发情趣”的仿讽——艳俗艺术语境述评续补》中分析了从1949年以来，由于政治因素和当时的社会形态所支持的话语形式的原因造成了“农民式平民文化”的形成。农民式平民文化取代了中国士大夫文化对审美艺术所制定的审美趣味的标准，一开始是因为共产党力图通过农民的艺术来使艺术通俗化并唤起民众，因此继而出现了艳俗艺术所追求的“庸俗”表现。但艳俗艺术并不受到政府机构的欣赏，它的创作动力 全来自于商业和消费界的诱惑。艳俗艺术家希望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正面描绘庸俗不堪的现实，用过去曾经用过的艺术手段，以夸张和变形的方式来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低俗或者平庸。艳俗艺术用一种扭曲般的迎合面对现实，以幽默和反讽来弥补他们无可奈何的失落。
1989年后，’85新潮的代表艺术家纷纷放弃形而上的姿态，同时走上波普艺术的道路，他们以幽默的方式去描绘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对象和政治事件。栗宪庭将这种艺术形式称之为“政治波普”，他认为，如果将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所关注的无聊感进行比较的话，两者实际上中国当下的文化中的孪生兄弟。它们都关注于现实和消解某种意义体系，玩世现实主义关注自身无意义的现实，政治波普直接把把握被消解意义的的现实。两者都采用幽默的方式来创作，唯一的分别是玩世现实主义更泼皮，政治波普则依然带有浓厚的使命感。除此之外，栗宪庭认为，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的出现，标志了中国现代艺术的重大转折。这样的转折表现在于艺术家从西方现代思潮与艺术的关注中、对大而无当的人和艺术的普遍问题中清醒，转而将目标转向中国人生活的现实空间。这种关注标志着中国现代艺术走向自己的道路，结束了东方关注西方虚无缥缈的哲学问题，并通过中国当下对问题的反应，以接近中国式的语言方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一种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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